欧宝娱乐平台网站: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互动:理论框架与经验启示
作者:欧宝娱乐下载平台} 发布时间:2022-08-12 01:23:32

  [摘要]在回顾高校功能变迁历程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以人力资本理论与三螺旋模型为核心机制的高等教育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并借助这一框架对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硅谷作为创新集群,其吸纳大学科研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策略值得借鉴;日本作为政府主导创新的国家,其将产研合作与区域平衡相结合的模式可以为后发展国家所模仿;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通过与我国顶尖科研院校在产研协作体系建设与主体培育上的各类举措,收获了驱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显著成效。最后从政府与大学两个主体出发,就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知识经济的繁盛,使得大学乃至高等教育如何驱动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持续关注的议题。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为首的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并丰富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认为教育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核心举措,对于劳动力市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有着极为显著的影响,而对处于教育事业顶端的高等教育的投入更是其中之关键。这一系列的研究促成了教育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1]另一方面,以政府、企业在内的实务界,希望高校能够在经济发展迈向中高阶段时,成为解决增长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更是将来自高校的智力支持视作自身发展竞争力的重要优势方面之一。

  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实践愈来愈强调高校应与区域经济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通过知识成果转化、人员交流等途径深度参与区域经济。在高教政策上,尤其是自2015年启动的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核心政策文本明确将以校地合作、产学研融合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服务作为遴选“双一流”高校的五个标准之一。随后,各地出台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在扶持本地区已有的优势高校和学科之外,将大量的财政和政策资源投入本地急需的能够解决地方发展难题的学科上①[ ①国家层面的核心政策文本包括《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和《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地方层面的政策文本,尤其是经济后发地区,明确提出了以支持本地产业为导向的大学规划,比如《贵州省推进贵州大学部省合建加快“双一流”大学建设工作方案》中提出“支持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

  ] 。在区域发展中,以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为代表的区域正逐步将校地合作推向深入,国内多家高校在上述地区设立研究院,与地方政府联合进行科技自主创新与科技企业孵化等工作。

  那么,究竟如何从理论上审视现今我国高校的校地合作,如何借鉴国际先发地区的高校与区域经济良好互动的经验?为此,本文试图在回顾高校职能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教育经济学有关理论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并基于这一框架,分别以硅谷、日本以及我国深圳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的校地合作为典型案例,介绍大学如何处理组织内外部关系以融入区域经济,校地合作示范区域的建设需要在硬件和软件上做出怎样的投入,以及中央政府如何为校地合作的两大主体即大学与地方政府,增权赋能以实现良好互动的经验。最后基于中国场景,介绍我国经济先发地区在产研合作体系与主体培育上的经验,发掘这些不同层次的先发经验能够给予的启示。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构成了现代大学的三重职能,[2]但这些职能并非自高校诞生起就已具备,大学与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也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才逐渐产生的。因此,很有必要回顾大学职能的发展史,以反映社会对于大学功用的期待到底是怎样的。

  高校的职能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以英国牛津大学为代表的教学阶段(12世纪中后期),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所倡导的研究阶段(19世纪初期),再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主张的服务阶段(19世纪中后期)。[3]在第一阶段,以牛津剑桥为典型的富有英国传统的高校十分注重人才尤其是本科生的培养,实行通识教育的书院制成为如今诸多高校借鉴的理想的教学育人模式。作为此种模式的坚定支持者,约翰·纽曼认为高校的唯一功用在于传授知识,而非追求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在第二阶段,柏林洪堡大学将科学研究引入高校之中,由于它实现了教学与科研在高校内部的第一次结合,加之该大学在理论研究上成果斐然,产生了数十位诺奖得主,因而被称为“现代大学之母”。其创始人威廉·洪堡认为大学教育不应是被动地接受既定知识,而应是师生相互启发、自由探索知识、共同拓展知识边界的过程。[4]到了第三阶段,世界的学术中心开始由欧洲转移到美国,作为州立大学的威斯康星大学在兴办之初就明确提出要直接服务于所在区域的工农业发展的办学目标。随后,以克拉克·克尔为代表的美国大学校长倡导要以现实需要来安排高校的教学科研事业,通过开展职业教育与技术推广,承接政企委托项目与提供战略咨询,设立科学园区、研发中心与校办企业等实体将高校和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大学与所在城市共同组成一个建基于知识的新区域。[5]

  社会服务职能之所以在美国的高校被引入并为其他各国高校所认同,既根植于美国本土实用主义哲学的兴盛,又与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实施战后重建,促进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直接相关。诸多研究着眼于此,形成了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理论[6],其中最为经典且成熟的是人力资本理论与三螺旋模型。

  人力资本理论通过将资本进行物质与人力的区分,首次架设了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教育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舒尔茨最先系统地论述了这一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主要包含知识、技能和健康三个方面,教育机构可以通过开展广泛的各层次学历教育、对生产劳动者进行在职培训以及进行科研投资三种途径提升生产者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随后的经济学家,包括贝克尔在内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微观基础,并发现通过教育对于人力的投资,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于高素质人才的投资,其产生的经济效益要远高于传统的要素禀赋。[7]当然,人力资本理论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虽然提出了科研投资对人力资本有影响,但并没有明确阐释科研投资促进区域增长的内在机制是怎样的;二是更多地将包括高校在内的教育机构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视作是间接的,[8]但高校相对于其他教育机构更加突出的科研和服务职能,使得其可以直接介入地方经济发展中,而不仅是通过人才培养施加影响,三螺旋模型则弥补了上述的不足。

  三螺旋模型将高校直接带入区域经济的场域中,将其视为知识经济时代与政府、企业并立的直接驱动增长的力量。这一模型本质上是一种创新结构论,认为大学、政府与企业构成了工业化时代中后期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三方主体各有优势且保持相对独立。[9][10]作为高端人才聚集地与顶端知识生产地的高校具有人力与技术优势,作为掌握公共资源配给决定权的政府具有政策优势,作为市场经济最活跃主体的企业具有信息和资本优势。三者借助各自优势围绕区域增长这一主体保持联动,政府为区域内的各种增长行为的开展提供最为合适的政策环境,政府或企业捕捉到需求信息将其传递给大学,并为高校提供资金支持,高校接收到信息后进行科学研究,生产出知识产品供政府转化为政策,企业转化为生产力。[11]当然,高校并非被动地接受政府和企业的诉求,亦可根据其自身探索到的科学成果,将其付诸政府与企业实践或者自身可以直接孵化公司,成为企业家型高校。[12]三螺旋模型改变了区域发展仅靠政府与企业的二元主体论,将大学无论是应用型还是研究型都纳入区域经济中,尤其因为侧重对于不同层级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的角色辨析,可以为分析校地合作尤其是中国的情况提供很好的理论工具(如图1)。

  硅谷是美国西海岸一个具有明显边界、以知识而非传统要素为基础的产业园区,今已是高科技园区、创新集群的代名词。其依托斯坦福大学,聚集高素质人才,实现人力资本在地化的发展路径,逐渐成为世界各地区建设高科技产业的模板。

  硅谷可以被视为建基于斯坦福大学之上的园区,1945年至1965年,在时任斯坦福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的带领下,通过建立组织实体,实施产研合作计划为硅谷奠定了最初的发展基础。为解决研发资金紧张的问题,学校成立了斯坦福研究所,并在研究所内部实行合伙人制,鼓励企业缴纳一定份额成为研究所的合伙人,凭借这一身份可以获得所有非机密性质的研究成果的副本,以及参加制定新年度研究计划会议的资格。这一计划吸引了来自湾区本地初创企业、外地老牌公司以及联邦政府的资金,此外学校为了紧密和工业界的联系,研究所的决策层除了校长之外,其他成员多由来自工业界的代表出任。[13]研究所为硅谷的初期形成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和组织经验,而斯坦福工业园则为硅谷划定了最初的区域边界。斯坦福起初将闲置土地划定为一个普通的工业园区,然而在招租过程中对园区感兴趣的多是希望与学校保持联系、深谙学校科研成果价值、由校友创办的高科技企业,于是管理者及时调整了园区规划,制定了研发型企业才能进入的入园标准,包括由斯坦福孵化出的惠普公司与高科技医疗设备巨头瓦里安以及洛克希德、通用电气和柯达的分支机构成为最初入园的企业。[14]

  在建立组织实体之外,斯坦福推出了两项产研合作计划,旨在增强与本地企业的联系。一是推出了以培训本地公司员工为主要内容的荣誉合作计划。该计划通过实施工程技术领域的研究生项目,为本地公司员工补充专业知识。由于接受该课程教育的员工,其素质获得了雇主的一致好评,本地公司开始争抢接受过这一培训的员工,并且源源不断地推荐员工参加该计划,同时保证员工在学习期间依旧能够获得全额工资。二是在工程技术领域实施更加广泛的会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允许会员企业提前获得最新成果、参加技术研讨会将公司需求与科研人员对接、获得来自科研一线的研发报告以及与毕业生提前接洽等。[15]

  将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人才留在本地是除产研合作外,大学深度融入区域发展的另一体现,硅谷与斯坦福、加州大学系统通过在就业招聘与创业支持上的互动,增强了学生对于本地的价值认同感与生活归属感,实现了人力资本的在地化,为本地发展持续输入新鲜动力。此外,学生与老师还会与在硅谷的校友举行常态化的社交活动,例如商学院学生俱乐部与硅谷科技精英联谊的“高科技之夜”,以分享行业信息,向学生推介实习机会的形式增强联系。而在公司方面,除了会雇用曾经在大学讲授课程的前教员作为招聘专员以增加公司对于在校生,尤其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吸引力之外,还会提供带有奖学金的暑期实习机会,让有意就业的学生提前与企业进行磨合。[16]在创业支持上,学校除了提供创业课程之外,还会利用本地龙头企业中的校友资源,让企业代表以提供初创基金、赞助学校商业竞赛、担任竞赛评委的形式从资金与经验上支持学生。[17]总的来说,硅谷与本地大学是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互动,经营实质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从而凝聚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以实现双方的深度融合。

  如何从政府出发推动高校与区域经济的积极互动,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作为20世纪后半期典型的发展型国家,日本政府通过实施自上而下的创新集群战略以驱动经济增长。在此过程中,大学、地方政府以及企业被整合到这一国家战略里,形成了“中央政府发起——高校、地方政府与企业协同参与”的合作模式,开创了国家层面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创新模式。

  日本的创新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域化、跨部门、跨组织的特点,而这深刻影响着大学与区域经济的互动模式。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个高科技产业集群,比较典型的就是位于筑波和关西地区的科学城。随后,工业搬迁促进法和工厂选址法的相继颁布,以及旨在带动后发地区经济增长的技术城方案的提出,为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全国层面创新体系的形成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在此基础上,多个部门实施集群计划:经济产业部门推出了“工业集群计划”,科教部门发起了“知识集群计划”,专门的科技政策委员会制定了“区域集群计划”。其中,工业集群计划面向的主体是企业,而知识集群计划面向的主体是大学,区域集群计划则将上述两个计划融入到区域发展的场域中,建构出由地区中小企业、全国大型企业以及高校等研究机构组成的创新行动者网络,并交由地方政府在区域一级进行具体协调。[18]中央政府最终运用国家力量将三螺旋理论模型整体性的付诸政策实践。

  为了给地方政府增权赋能,提升其在区域创新中的自主性,日本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上进行了诸多设计。首先,于1995年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授予地方政府制定本地科技发展政策的权力。自此以后,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都实施了至少一个联合学术界与工业界的政策规划,逐步形成了以建设符合本地要素禀赋的产业集群为核心路径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了地方间竞争与源于地方的创新。其次,在实施三大集群计划时,除了工业集群计划由经济产业部门下属的区域经济局统筹推进外,其他集群计划均由地方政府在政策框架内主动发起。为此,地方政府专门成立负责某一集群事务的管理机构,拨付公共基金,并邀请行业专家进入决策层。在此路径下,成功运作了静冈县的富山制药谷集群与神户市的生物医学创新集群。[19]

  日本创新战略的核心手段除了调动地方政府以推进区域集群之外,另一手段则是鼓励高校等科研机构进行学术创业,使科学知识成为创新增长最坚实的基础。同样的,国家从法律制定和政策工具两个方面入手,解除产研互动的体制障碍,紧密高校与地方政府和域内企业之间的联系。首先,2004年颁布的法律允许地方政府向由国立大学创办的企业注资。其次,随后的国立大学改革在组织架构、人员配置等方面均做出了重大调整,这包括借鉴美国大学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以促进成果转化,设立与工业界联合研究中心以增强联合,设立协调专员以对接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的业务往来等等。最后,中央政府还发动了另外三项子计划帮助产研合作项目落地。一是科教部门提出城市区域项目与区域振兴联合研发项目,[20]前者对难以获得商业风险投资的大学研究机构进行公共财政资助,后者则更加聚焦在那些具有商业化潜力的科研项目上。二是发出创建一千家校办企业的政策号召,对高校在申请、授权、转让专利等知识产权事务上给予政策便利。同时鼓励高校设立创业中心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积极孵化相关企业。[21]与美国的经验多由高校、市场自发联合起来不同,日本的经验是在模仿美国业已成形的模板之上,结合本国经验由政府主推,而这对于后发展国家具有比较强的借鉴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实施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促使我国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从最初以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驱动经济的模式,到以知识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模式。我国大学与科研机构在此过程中借鉴先发地区的成功经验,不断融入地方的经济发展之中。清华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分别作为我国顶尖高等学府与自然科学领域最高科研机构,通过不断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业已形成了全链条的成果转化服务与管理体系。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深圳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与上述两家机构开启了持续至今的产学研合作,依靠顶尖院校在科研、人才与国际交流上的优势,对接深圳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高新技术与金融业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在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成效卓著。

  由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于1996年12月共同创建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于成立之初就力求在体制机制、运行方式上进行创新,通过对于产研合作中人才、资金、技术、平台等关键要素进行融合,时至今日已经产出一批高质量科研成果、培育出数十家上市公司。首先,研究院将机构性质界定为以企业化方式运行的事业单位,整个研究院不存在级别、编制和财政拨款等行政化色彩。其次,如何深度融合产研合作中的各类要素,研究院从研发集群、技术孵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形成了体系化的实现路径。目前,研究院建立起了符合深圳产业发展方向的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相关方向,并且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设立中心,探索推动国际高水平科研成果在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的转化。经过上述努力,总计孵化的企业达到2600多家,并且其中培育了20多家上市企业。“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孵化体系建设”获得广东省2014年度科学技术奖特等奖,研究院产出的成果也获得了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内的数十个奖项。

  而由深圳市政府、中国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于2006年2月联合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通过设立涵盖科研、产业、资本等多种类型的机构实体,使这些实体成为驱动技术创新与产研合作的强劲引擎。首先,先进技术研究院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即建立国际一流的工业研究院。其次,将不同类型的机构实体纳入一个有机统一的产研合作生态系统中,使不同实体发挥各自的优势互相协作。这些实体包括,其下属的诸如计算科学、脑科学、材料科学等专业领域的9个研究所,分布于全国各地、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中科院系统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在此体系下,借助科技成果转化而创设的企业至2020年底,已高达1100余家。[22]

  上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深度互动的案例,既反映了教育经济学的一般性规律,又体现了各区域在资源禀赋、行动主体等方面的特殊性,在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实现了产研协作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催化效应极大化。它们在遵循从要素聚集到创新应用一般规律的同时(图2),在不同环节上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做法,这些异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体现在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创新承载实体上。组织实体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生态搭建的基础,上述区域的协作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硅谷的最初运作,主要建基于由斯坦福大学设立的斯坦福研究所之上。日本在声势浩大的全国性产研协作中,一个极为关键的一环便是由大学借鉴美国经验设置的技术许可办公室。而深圳在与清华、中科院的合作中,均设立了组织属性独特的研究院。

  二是体现在如何依托各种创新力量加速成果转化上。无论是硅谷、日本还是深圳都强调借助大学的优势学科及其成果创新,对于区域经济的核心驱动作用。为了尽可能减少科技成果转移遇到的各类障碍,畅通在此基础上的协作渠道,硅谷的做法是在科技成果研发的前端就将产业界与研究界共同融入进来,从而指导随后的研发与转化工作。日本的做法则是将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与区域发展政策结合起来,架设了从研发到应用的桥梁。深圳则明确在与不同高校的合作中,将本地的优势产业作为各高校在区域内进行科研活动的主要基础。

  三是体现在如何基于已有组织实体构建创新生态上。组织实体的设立是为了发挥出高等教育机构的创新枢纽作用,以点带面,进而形成不同区域内十分活跃的创新生态。硅谷在最初斯坦福研究所的基础上,将域内其他高校如加州大学系统纳入创新生态中,尤其是在创新成果转化之外,注重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延揽。日本由上而下构建起的创新行动者网络,既包括代表高校的科研实体与技术许可办公室,也涵盖了全国性大型企业与地方性中小型企业。而在深圳设立研究机构的高校,打造出了从实验室到市场平台的全过程生态链。

  四是体现在如何通过创新要素集聚助推区域产业集聚上。高校打造的创新生态会加速创新要素集聚,而这最终落实在区域应用层面上,即形成不同区域的特色产业集群。例如斯坦福以大学名义设立的工业园,网罗各类符合要求的科技企业,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科技产业集群。日本通过中央政府的发起,与地方政府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的主动参与,成功打造了位于静冈、神户的生物医药集群。深圳通过与不同高校打造的创新生态形成的产业集群,则紧密围绕着深圳亟需突破的重点产业,并且深圳由大学带来的区域产业集聚具有辐射更大范围区域,即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之处。

  五是体现在不同驱动主体在互动场域中的初始与核心地位上。这也是主要体现不同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互动过程中显著差异的地方。在硅谷的案例中,高校是发动产研合作的首要主体,此后的区域发展始终基于高校的核心地位展开。整个硅谷区域的形成肇始于斯坦福大学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设想与努力,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通过自由竞争承接技术转移,企业在人才需求对接上也十分以高校为核心,通过与高校协作培训项目、设立创业比赛等形式培养延揽域内发展所需的高质量人才。在日本与深圳的案例中,政府是发起协作的首要主体,相似的是这些协作都以区域经济中心的产业发展需求为出发点,不同的是日本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发动,深圳是由地方政府主动寻求域外高校进行合作。在初始与核心地位上,深圳形成了政府与高校并驾齐驱推动地方经济的局面。

  从位于经济先发地区的硅谷,到在20世纪中后期抓住发展机遇的日本,再到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均为高校、企业与政府的良好互动提供了一系列可资借鉴的经验。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区域发展战略上,我国校地合作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在资源投入保障、合作运行机制、服务发展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世界一流高校相比也还存在差距。面向“十四五”开局和新发展阶段,为了更加有力地推动校地合作高质量发展,就构建新型伙伴关系,从而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推动高水平成果转化、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体系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一方面,从政府角度来说,一是正确认识新时代以高校为核心的创新力量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过去将与高校合作视为招商引资的一种方式、带动短期经济指标增长的观念,转变为将校地合作视作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地方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二是形成人才集聚效应,更广泛地汇聚包括合作高校科研人员、毕业生在内的各类人才。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到高校在长期办学历史中形成的声誉,发挥高校对于人才就业选择的感召作用。三是校地合作应与本地产业禀赋、发展方向紧密结合,地方政府应针对性地寻找优势高校进行深度合作,避免因为高校学科设置与本地产业发展对接不上而导致合作流于表面的情况发生。

  另一方面,从高校角度出发,一是要将高校自身战略与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高校应将自身的重点学科与国家发展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项目紧密对接,从而形成以研促产的良好合作局面。二是主动构建多区域、多层次、多目标的校地合作格局。高校与地方的合作布局不仅要着眼于经济先发地区,也应对经济后发地区实行大力帮扶。可以根据校地合作的不同程度,采取高度互利共赢、取得积极支持、聚焦专项合作等不同层次的合作策略。三是更好发挥高校在校地合作中的作用,提升高校在各级政府决策咨询和政策文件制定中的胜任力和创新供给能力。其中包括,通过高校与政府部门的有效对接、常态交流等形式,从而提升其准确感知政策风向、精准服务政策制定的专业化能力;通过与地方性、行业性机构联合承担国家重点课题、发布年度报告等形式,提升高校与合作地方或企业的协同效应。

  [8] 王明杰, 郑一山.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综述[J]. 中国行政管理, 2006(8).

  [9] 边伟军, 罗公利. 基于三螺旋模型的官产学合作创新机制与模式[J]. 科技管理研究, 2009,29(2).

  [10] 苏竣, 姚志峰. 孵化器的孵化——三螺旋理论的解释[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3).

  [12] 亨利·埃茨科维兹.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三元一体的创新战略[M].周春彦,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2:37-40.

  [22]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投资基金[EB/OL].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网,